灯盏火（长篇小说连载）
山茅
第三部第六章
第四节t女承母业
甘亦宁是甘家姊妹中最先成家的人，也是甘家姊妹中唯一与教师职业厮守一生的人。
父母都是教书匠，除了甘亦宁之外，其他姊妹都选择离这个行当远点。甘亦平，参加工作时，被招进师资班，原本是要当教师的，后来像躲瘟神似的摆脱了当教师的命运，直接选择当工人。甘亦安也有机会当教师，古明琚退休时，开初是希望甘亦安顶替的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年轻人就业无门，下乡的知青要想回城，没有关系，比登天还难。幸亏当时实行的退休顶替政策，父母退休，子女可以顶替上班，造成了全国性的“子承父业”现象。那时绝大多数员工都没有权力或能力为子女找个工作，顶替政策是他们能抓住的唯一“救命稻草”。当时为了顶替参加工作，一家之中姊妹反目的大有人在。甘亦安一个要好的同学家，四姊妹都下乡了，父亲一退休，四姊妹都想要顶替回城工作。按中国的传统习惯是重男轻女，让儿子回来顺理成章。但让女儿继续呆在农村，那恼火的程度就更大了。大家都要争那唯一的名额，当父亲的很为难，最后父亲无奈地说，我也不偏向哪个，你们抓阄吧。甘亦安没有顶替母亲，由甘亦康顶替了。旁人说他风格高，让给兄弟了。他说，我哪里是风格高，我是不愿意当教师罢了。再说，我当初之所以不下乡，就是因为晓得农村恼火。不能让兄弟继续呆在恼火的地方。
甘亦康虽然顶替母亲当了教师，却是心不在此，希望有机会变换工作。恢复高考后他就参加高考，为稳定教师队伍，当时的招生简章明确规定，在职教师填报志愿，必须填师范院校。甘亦康想离开老师岗位，没有填报师范院校，因为没有填报师范院校，未被录取。第二年只能报考师范院校，毕业后，以调动工作的方式离开教师行当。
甘亦宁60年代小学毕业考初中时也没有被录取，虽然小，但也大致明白这是咋个一回事了。50年代时大姐、二哥同一年考初中也是没有被录取，大姐缠着问母亲是为啥？到甘亦宁考初中时，已经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，大讲家庭成分的时候了，考不上不奇怪。亦宁不再像姐姐当年缠着母亲问为啥了。如果上了中学，也属老三届，就该下乡了。到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，反倒不用下乡了，坏事反而成好事。
70年代有两部分教师子女进入了教师这个行当。第一部分是顶替上岗的子女。第二部分是教育部门70年代后期面向全社会考试招人，其中又有一部分教师子女被录用。这两种渠道，让那一代教师的子女不管愿意不愿意，都有人走上了这个行当。说白了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。甘亦宁是属于第二部分这类进入教师行当的。
之前，甘亦宁参加工作是靠自己创业，和几个朋友搞了一个汽车充电站。见到效益后，被纳入街道集体生产系统，算是街道安排了就业人员。教育部门招人，招的是正式教师，所以求职的人趋之若鹜，教师子女也有不少人参加，她自然报名参加考试。考试成绩统计出来后，文秀青到古明琚家报告消息，说甘亦宁在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员中，成绩是第一名。文秀青退休后，被聘用到教师进修学校，这类考试都是由进修校组织的，她自然了解情况。文秀青很高兴地对古明琚说：
“亦宁考得不错，考了第一。就算只有一个名额，也应该是她。”
古明琚没有她那样乐观，这些年只要是招工招生，都是内部人在操作，根本无公正可言，不无忧虑地说：“成绩不公布，外面的人都不晓得。亦宁能不能被录取，难说啊！”
古明琚的猜测还差点成了事实。
事情原本没有一点悬念，初选、终选甘亦宁都在榜上，当录取名单送到领导小组组长桌前时，麻烦出现了。原来负责录取工作的是葛功锋，这时的葛功锋是本市的文教局副局长。当年葛功锋在甘亦平学校搞“四清”，因所谓的成绩突出，运动结束后当了学校的一把手。好景不长，接踵而来的“”运动把他打翻在地，还被“踏上一只脚”，幸运的是他挺过来了。“”结束后，他重新坐上了校长的椅子，没多久，又坐到市文教局副局长的椅子上。这得感谢高城文教局的黄副局长，调到市文教局长位子上后，没忘记拉他一把。
葛功锋晓得甘亦宁是甘行俭的小女儿后，在研究会上，坚决反对录取甘亦宁，理由还是老一套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，要有阶级观念，要注意家庭出身，这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。也是大是大非的问题。
听他调子拔得这样高，房间里参加会议的人都不好说啥了，埋下脑壳喝茶。沉默一阵，一位姓李的科长提醒他：葛副局长，判卷、统分都是进修校老师负责的，成绩虽然没有正式公布，但早就传出去了。有不少教师子女参加了考试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消息也瞒不住人，择优录取是基本原则，放着第一名不录取，传出去恐怕不妥吧。葛功锋正色道：择优录取这个“优”，不单是指成绩的优，是指各方面的优，首先是政治上的优。我们是为国家选拔人才，教育事业是教书育人，教师是培养人才的人才，从事为国家培养下一代红色接班人的崇高事业，所以到我们教师岗位的必须是政治绝对可靠的人，政治上不“优”的人就不能录取，要坚持宁缺毋滥的标准。
此话一出，办公室里的气氛更凝重了，抬起的脑壳又埋下喝茶，葛功锋显然是不愿意大家再讨论。李科长在教育系统已经干了三十多年，他并不晓得甘亦宁的情况，更不晓得葛功锋是在假公济私，但他觉得为国家选拔人才就应该择优录取。他过两年就该退休，不愿意再看葛功锋的脸色行事，还是不放弃自己的意见，不过话说得更婉转：家庭出身优不优，跟政治上优不优也不能划等号嘛。再说都是红旗下生，红旗下长的人，都是受党教育的人，政治上不都是跟党走的吗？葛副局长，是不是再考虑考虑，可不可以改变一下？
葛功锋心头不悦，心想自己都把话说得很明白了，这姓李的仗着资格老，居然还敢跟我唱反调，声调陡然变得凌厉：不是我姓葛的决定变不变，是上头的政策变不变的问题，上头的政策不变，我们下头的人就要无条件服从和执行。所以，这事不再讨论，就这样定了。最后我再重申一遍，会上的事到此为止，会上的事一个字也不许往外传，这是组织纪律。哪个传的，出了问题，哪个负责任！
“”虽然结束，但还在所谓的两个“凡是”岁月，个别组员们虽有不同意见，奈何也抗不过组长的命令，甘亦宁的名字从名单上被勾掉。幸运的是转机出现了，还是有见不惯葛功锋跋扈的人，把事情捅到黄局长那里，黄局长听说这事后，进行了干预。他把葛功锋叫到办公室，关上门说起这事。葛功锋迫不及待地问：
“黄局长，是哪个告我的状？是不是老李？”
黄局长没有理他的问题，冲他一摆手，让他坐下，然后才不慌不忙地说：
“老葛啊，这都啥年头了，看不出形势要变嘛，你咋还抱着过去那一套啊？要说论公，别忘了我们都是运动的受害者，对过去的事也应该反思反思。关牛棚的那些年，我也想过很多事，整我们的运动是错的，之前整别人的那些运动就都对吗？不见得吧？要说论私，老甘的事对不对我们先不管它，都过去二十年了，再牵连子女说不过去啊！”稍微停顿了一阵，又接下去，“老葛啊，做事做人都留点余地吧！”
黄局长的话点醒了葛功锋，他明白黄比自己更老于世故，也是实心为自己好，才跟自己说这番话的。但他心头还是有些坎翻不过去，回去后，他把甘亦宁的名字又添上了，按成绩甘亦宁本该进入正式教师编制，却被他划进“大集体”编制。这些事古明琚和甘亦宁当时都不晓得，后来甘亦宁去教育学院读书时才听说的，是教育学院乐院长告诉她的。乐院长是当年甘行俭的好友，从川戎中学发配到高城师范的，那时甘亦宁还小得很，根本不认识葛局长、黄局长、乐院长诸人，长辈们同样不认识已经长大的她，但长辈们能从档案中晓得是故人之女，因而有不同的态度。古明琚晓得这个情况后，没说啥。她见惯了这类事情，当官的总是假公济私。过了两年，甘亦宁才正式转入公办老师序列。
甘亦宁那批参加考试的人，外语成绩都不好，相比之下，亦宁算是其中佼佼者。那些年月，不要说外语，连其他文化内容都不被重视。领导一看，就让亦宁教外语，亦宁外语主要靠自学。古明琚说你要当老师的话，就不比自己当学生，不能误人子弟，不能一碗水盖一碗水，还得提高才行。她找过去一些教外语的朋友来为亦宁指导，亦宁的外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。后来亦宁一直在中学教外语，教龄比古明琚还长。古明琚常感慨，一家几姊妹，只有亦宁从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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